6月20至21日,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各项活动如期举行。在本次峰会聚焦的6大主题中,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列首位。在19日下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研究报告《跨国公司在中国》(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主题为“聚焦全球供应链重塑中的再选择”。20日上午,本次峰会高峰对话活动之一——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高峰对话举行,围绕“多重冲击下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主题,多位参会嘉宾进行了探讨。纵观此次峰会,产业链、供应链是当之无愧的热词。
链之“危”
“当前,全球供应链运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挑战和冲击。”发言伊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就直指问题所在。他认为,目前全球供应链一些负效应开始外溢,造成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资源配置的不平等、技术与市场垄断现象增加。
此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民粹主义的抬头,破坏了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和自我修复能力,使人们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改善全球供应链的信心降低。新冠疫情的冲击,更暴露了一些行业全球供应链过长,可靠性、稳定性不足的问题。
全球供应链的“危”,中外企业家都有体会。瑞士欧瑞康中国区总裁王军说,欧瑞康的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从今年2月开始,特别是4月,我们在中国的产能利润率不超过50%。”
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政府事务及法务执行副总裁李洁说,疫情、芯片等因素对企业供应链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
富士康科技集团商务长、中国大陆区域总部负责人崔志成说,受多重事件影响,经济全球化所构建的全球分工体系受到巨大冲击,物流、人才流动等都面临断链风险,对企业经营来说很难规避。
链之“机”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也正是展现人类智慧和治理能力的机会。疫情终会过去,在共同努力下,它给供应链的冲击将逐渐得到修复。”张大卫说。
他认为,要相信市场强大的调节机制有能力解决很多问题,同时,更多地发挥全球经济治理机构、跨国公司、商会类行业组织、政府间多双边谈判机制的作用。
感受到产业链、供应链的“危”,中外企业纷纷寻求化解之道。王军说,欧瑞康之前追求供应链的“单一的高效”,现在则提出柔性、合理的供应链策略。“就是我们成本不见得最低,效率不见得最高,但是要柔性合理,保证正常生产。”
联想集团全球供应链首席转型官徐赫说,在数据研究机构Gartner2022年评选出的全球供应链25强名单中,联想集团位列第九,首次跻身前十。徐赫说,在ICT产业(信息与通信技术),选择外包形式生产的企业不在少数,联想采用混合型制造模式,即把自有制造和外包相结合,这也让企业在供应链方面的压力相对较低。“目前,我们在全球有35间包含自有制造和ODM(原始设计制造商)的工厂,其中50%以上的产量来自自有工厂。”
崔志成说,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2021年富士康全球产值再创新高,全球EMS(电子制造服务)产业市场占有率达到12.9%,这些成绩,得益于我们整体供应链的顺畅稳定。”崔志成说,富士康追求多元化的供应链体系,强调在地化、属地化供应链替代。2021年,在国内实现了200多个电子料料号的国产替代,缓解了70%的供给压力。
李洁说,面对芯片供应方面的挑战,捷豹路虎力争变被动为主动,采取了建立全球芯片采购部、与上游芯片供应商建立直接沟通窗口、成立本土资源采购和工程团队提高本土化率等多项措施。
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面临重构,为数字化、金融等领域的服务提供方带来了发展新机遇。IBM大中华区总经理陈旭东说,技术正在改变全球企业的业务模式,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技术的大规模运用,使数字化、智能化的愿景正成为现实,供应链运营效率更加高效、敏捷、灵活。
本次峰会上,中国银行副行长王志恒介绍了中行最新发布的“中银智链·冷链物流链服务方案”。该方案可服务于从冷链物流产业链上游的设备制造业、技术供应商、到商品的生产企业、再到仓储的环节,再到流通的环节的各个经营主体,为其提供包括贷款、应收账款融资、反向保理、商业汇票等多项金融产品服务,支持冷链物流企业。
重构中的中国机遇
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中最关心什么?对此问题,王军说,对欧瑞康来讲,是可知、透明、可控。来自联想集团的徐赫则更关注产业链在人才、体系、政策等各方面的成熟度。来自富士康的崔志成则给出了稳定可预期、明显差异化两个关键词。威立雅集团中国区高级副总裁、董事总经理黄晓军则更注重透明化和信息安全。
面对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中的新要求,作为全球供应链区域中心之一,中国的机遇在哪?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在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需求。此外,他认为中国将更重视进口、重视贸易平衡,这也将为世界创造需求。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也有人表示担忧。《报告》中提到,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占全行业利用外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从2018年的30.5%,下降到2021年19.4%。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随着部分制造业向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转移,中国的竞争优势在哪里?
对于制造业利用外资比重的下降,《报告》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三次产业结构升级的替代效应。2017年以来,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服务业快速发展,制造业服务化持续深化,加之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步伐不断加大,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投向服务领域,对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形成了一定替代效应。二是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倒逼效应。随着中国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以及中低端生产环节的外资制造企业退出或转移到服务业领域,也一定程度上导致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下降。
来自中外各企业的嘉宾对中国在供应链、产业链发展方面普遍持积极态度。王军认为,产业链并不是高端、低端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在全球进行合理配置。徐赫认为,对于产业链的迁移,应该把主动的决定和被动接受两个层面分开。随着中国越来越强调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些不合适的产业分工本身就会迁移。崔志成认为,全球化需要根据各地优势进行分工和调整。在此过程中,产业在全球流动是正常现象。他认为,未来,中国要强调的是综合市场环境的性价比,是综合实力。这些都是中国具有韧性、有吸引力的地方。